1963年12月26日，毛主席的七十寿辰。这天的宴会邀请很特别，毛主席没选热闹的庆典，而是邀请了几位湖南老乡作伴。这几位都是旧识，分别是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每人收到邀请时都得到了一个说明：不带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章士钊带的正是他的女儿章含之。

　　宴会当天，几位老乡齐聚一堂，气氛并不显得拘谨。大家围坐在桌旁，谈天说地，时而回忆早年的旧事，时而感慨湖南家乡的风物。毛主席特意将话题引向家乡风情，问起洞庭湖的水稻收成，说起湘江两岸的变化，也聊起当年的求学与革命之路。

　　席间，毛主席的目光几次停在章含之身上。她作为这场宴会中唯一的年轻人，显得有些不太自在，但仍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偶尔插上几句。章士钊主动为女儿介绍，说她在外语学院任教，擅长英语，平时工作非常忙碌。

　　宴会中，毛主席见章含之坐得有些拘谨，便主动与她攀谈。他问她在哪里工作，具体做些什么。章含之回答说自己在外语学院教英语，日常工作主要是给学生授课。毛主席听后笑着说：“教英语好啊，现在咱们中国搞建设，也需要跟外国人打交道，学好外语很重要。”

　　他随即话锋一转，说道：“你能不能教教我啊？我也想学英语。”章含之一听，有些意外，连忙客气道：“主席，您太抬举我了，我哪能当您的老师呢？您可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主席却认真地摇摇头，说：“教英语的事儿，我可当不了老师，这得拜你为师。”

　　章士钊听到这里，插话说道：“含之，你就答应了吧。这可是主席的信任，也是对你的肯定。”章含之略显为难，勉强点头答应。毛主席见状，满意地笑了，说：“那就这样定了，咱们从新年后开始。”

　　1964年元旦后，章含之第一次按照约定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穿着宽松的中山装，早已在书桌旁等候。见她进门，毛主席起身与她寒暄几句，随即让工作人员搬来椅子，让她坐下。章含之带了一本英语读物，是专门为初学者设计的教材。她打开书本，开始从简单的问候语教起，比如“Good morning” 和“How are you”。毛主席学得很认真，还用自己的笔记本将发音和意思一一记下。

　　课程结束后，毛主席常常留章含之多聊一会儿。他会问她的工作情况，也会聊到当前的国际形势。他讲到自己年轻时接触外语的经历，提到读过的英文书，甚至念起其中的片段。他还谈到英语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年轻人学习外语的必要性。

　　半年时间里，这样的学习交流每周都在进行。章含之逐渐熟悉了毛主席的节奏，备课时会根据他的兴趣选择内容。毛主席则在课程间隙继续讨论一些更广泛的话题，有时是中外文化的差异，有时是文学和历史。他还让章含之带来一些英文报纸，阅读后再一起分析内容。

　　1971年3月，章含之郑重进入外交部，成为亚洲司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她每天处理的事务繁杂，从整理文件到撰写报告，再到翻译材料，工作量并不轻松。为了尽快熟悉外交领域的要求，她经常加班，翻阅相关的国际资料，还向同事请教。

　　不久后，章含之被提拔为亚洲司副处长，随着职位的变化，她开始参与更多具体的外交事务，包括与国外使节的接洽和出席各类国际会议。每次参加重要场合，她都会提前准备相关资料，熟记每一个细节，以确保翻译或发言时万无一失。

　　在职业上步步高升的同时，章含之的家庭生活却并不顺利。她的第一任丈夫洪君彦因出轨导致两人感情破裂。虽然两人曾试图维持婚姻，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难以修复。1973年，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结束了这段婚姻。离婚后，章含之带着女儿洪晃独自生活，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

　　就在这一年，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关心逐渐让章含之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乔冠华是外交部的核心人物，性格幽默且学识渊博，与章含之的接触也显得自然。他经常主动打电话问候章含之，起初是一周两次，后来变成一周五次。每次接触，乔冠华的体贴和真诚都让两人的关系愈发密切。

　　尽管乔冠华比章含之年长22岁，而且两人在职务上差距明显，他是部长，她只是副司长，但这一些因素并未阻挡他们的感情发展。周围人对他们的关系议论颇多，许多人质疑这段感情是否合适。乔冠华的子女对章含之的态度也并不友善，他们都以为父亲再婚可能会对家庭造成影响。然而，面对这些外界的声音，两人还是决定携手走到一起。

　　1973年12月，章含之与乔冠华在北京史家胡同51号的父亲家里举办了婚礼。这场婚礼没有铺张，邀请的宾客大多是外交部的同事和一些至交好友。婚礼的筹备中，章含之显得格外用心，她亲自安排了每一个细节，从菜单到酒水都一一过问。为了表示诚意，她特意从家中拿出珍藏的茅台酒，准备在婚宴上招待宾客。

　　婚礼当天，宾客陆续到来，气氛热烈而融洽。章含之和乔冠华忙着招呼来宾，与每个人寒暄几句。婚宴真正开始后，酒被一一倒入酒杯，宾客们举杯致贺，大家相视而笑，却并没有发出通常赞美美酒的声音。这让章含之略有疑惑。她端起自己的酒杯尝了一口，才发现杯中竟是白开水，而不是精心准备的茅台酒。

　　原来，家中的保姆误将用来暖手的热水装入了茅台酒瓶，结果在婚宴上被当作茅台酒端了上来。章含之随即小声向身边的人解释了这个乌龙，宾客们听后都会忍不住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变得更轻松。

　　婚后，章含之搬入了乔冠华的家中，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生活。然而，这个新家庭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乔冠华的两个子女对章含之的到来并不接受。他们都以为父亲的再婚让家庭格局发生了变化，对她从始至终保持着疏离甚至敌意。

　　家庭生活中的紧张气氛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在一些小事上，子女与章含之之间的分歧更是难以调和。一次家庭聚餐中，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因一件琐事与章含之争执了几句。乔冠华试图调解，但双方情绪都很激动，争吵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

　　为了缓解家庭矛盾，乔冠华提出让子女搬出家住。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减轻双方的压力。然而，这个决定引发了更多争议，子女们感到被疏远，对章含之的态度更加冷漠。章含之试图通过日常关心和沟通改善关系，但收效甚微，双方始终没有办法建立真正的信任。

　　乔冠华1983年去世时，章含之刚刚五十出头，乔冠华的去世让她失去了一个伴侣，同时也带走了她生活中重要的依靠。章含之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她并未选择远离公众视野，而是继续在自己的领域内发挥影响力。

　　在乔冠华去世后的几年里，章含之的生活显得低调了许多。她与外交部的联系慢慢地减少，但她并没有停止参与社会活动。她偶尔会参加一些文化或教育领域的活动，也会接受一些学术邀请，为年轻人讲述她的外交经验。

　　进入晚年，章含之的身体健康情况开始逐渐下滑，尤其是肺部的健康问题时常困扰着她。为了治疗，她多次往返医院，与医生讨论病情。尽管身体不佳，她依然保持着生活的条理性，坚持阅读和写作，有时还会与朋友通电话，谈论时事或回忆往事。

　　与她一同面对晚年生活的，还有她的女儿洪晃。母女两人时常坐在一起聊天，回忆从前的生活，无论是外交部的忙碌岁月，还是与乔冠华共同度过的时光，都成了她们话题的一部分。

　　2008年，章含之的肺部并发症愈发严重，她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医院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洪晃几乎天天都会到病房陪她。2008年1月26日上午8点25分，章含之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