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星座，相信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日都对应着一个星座，而这些星座被赋予了人格意义，经常被用来分析人的性格特征，思维特点，甚至是姻缘运势

　　但是，这套星座体系既然起源于希腊，便只适用于公元纪法。因此，只有过阳历生日的朋友，才能在其中找到一个明确对应的星座。对于习惯过阴历生日的朋友，这就不太友好了。

　　那难道生日过阴历就没有星座可循了吗？当然并非是！虽然阴历就像月亮一样，阴晴圆缺，变化多端，但古人的智慧不可估量，他们探索日月更替中的奥秘，创造出了中国自己的星座体系！

　　与古希腊一样，我们的星座也是将黄道划为12个等分而得来的。只不过中国古代并没有“星座”这一说法，而是把它称作“12星次”。西方12星座有火象、水象、土象和风象之分，而中国的12星次与24节气紧密相关，体现出具象化特征。

　　自每年隆冬时节起，星次便开始了轮回。按照24节气的先后顺序，12星次与之相应对照。

　　日月五星轮回的终始，故称“星纪”。作为十二星次的出发点，有根基的含义。信念坚强而勤奋，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不懈。生性温柔，但若发起脾气，也是势不可挡的。

　　有种子的含义，兼具发展性和神秘感。好奇心旺盛，性格开朗、乐观，兴趣广泛。但同时缺乏耐心，善变，对一件事物的热情不会太持久。

　　代表植物的核，意指中心。个性强，注重自我。外表冷漠内心却十分热情，而且具有恒心和毅力，一旦决定了某件事，便会以坚强的意志坚持到底。不过这种坚强有几率会使过于自我。

　　代表植物的茎，像茎向植物无私地输送养分一般，是一个为他人无私奉献的人。性格直率，乐于助人，但容易过于听从别人的想法而失去主见。

　　代表伸缩自如的柔软性，象征植物的枝条。有韧性，善于随机应变。但有时会缺乏踏实的努力，天赋需要真正的磨练才能转化为才能。

　　这12个星次，每一个都对应着一段时间，但具体的日期会因为岁差（冬至点向后移动造成太阳回归年短于恒星年，进而引起时间长度变化的现象）而不一样，这和阴历的变化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对于习惯过阴历生日的朋友们来说，这套中国版12星座可以说是非常契合了！

　　星座命理分析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流传下来的这些命理学说多半已无史料可考，但它们背后的的文化渊源却可以让我们探索。毕竟这都是古人的大智慧嘛。

　　历史上西方占星学喜欢用星座来解释命格，而中国12星次的划分最早是为了指引帝王分封疆土。

　　明据学者周祈在《名义考》中说：“古者封国，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或系之北斗，如魁主雍；或系之二十八宿，如星纪主吴越；或系之五星，如岁星主齐吴之类。”

　　分封制时期，历代王朝都极为推崇按照星次来决定封土。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分野理论，我们叫做“星土说”。据《周礼》记载，“星土，星所主土也。”九州地域或诸侯封域，均有其对应的星官。

　　我们知道，占星学与天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星座并不是严格的天文学理论。单就其运用分野这种方法来看，它其实只属于占星术。12星次是中国古代占星分野理论的核心。分野，即把天上的区域进行一定的划分，然后把它与地上的区域建立起联系。

　　唐《开元占经》中所载的十二星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模式，可以明显看到星次与封国之间的对应关系

　　分野完全是为了占星而存在的，因为它总是一定要通过探索群星背后的联系来语言人间的吉凶祸福。天空只有一个，怎么样确定天象与地面区域之间的联系呢？这就需要一种天与地的对应模式，使天上的区域与地上的区域有固定的对应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观星象判凶吉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历代帝王都认为日月五星的运转与国运兴衰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各个朝代都设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观测天象，如秦汉时期的太史令，宋元时期的司天监，明清时期的钦天监等。《史记》作者司马迁就是一名太史令，《史记》中有一篇《天官书》，专门记载天文学知识、天象、天文事件和星占。

　　司马迁与《史记天官书》。《天官书》是中国最早的天文研究著作之一。

　　直到清代，康熙皇帝仍然相信地理上应天文之说，他曾于1716年和1720年分别下过谕旨：“地理上应天文，中国山脉皆由昆仑而来”，“古人以天市垣为中国分野，恰与中国对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说确有所据。”

　　总而言之，星座，乃至整个占星学体系都是天命信仰的产物，是根据天象来预卜人事的方术。所以，今天我们正真看到的各种星座分析虽然有其历史渊源，但它们本质上是千百年来占星术士在千万次实践过程中串联起各种神话和想象，将天空中的点点繁星具像化，进而推演出的运势和人格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星座更像是一种哲学，是千百年来人类对于天人关系认识的反映也就是一种宇宙观的表现。